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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助推器”，已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助推國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工具。社會團體標準是在行業范圍、專業領域內有影響力并具備相應標準化能力的協（學）會、產業聯盟等專業組織制定并發布的標準。社會團體標準是通過市場機制產生的標準，培育發展社會團體標準，既是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也是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加強社會治理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以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標準化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需要。

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除了政府標準外，都有體系比較健全、數量龐大的社會組織標準，兩者之間具有良好的聯系協調機制。一些在國際上具有影響力的協會，如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SME）、ASTM國際標準組織、美國石油學會（API）、美國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德國工程師協會（VDI）、英國石油學會（IP）、歐洲電子元器件協會（CECC）、挪威船級社（DNV）、日本工業標準調查會（JISC）等制定的標準都有較強的技術權威性，許多協會制定的標準被上升為本國國家標準，一些協會制定的標準被公認為國際先進標準，為許多國家和地區所采用。

聯盟標準方面，國外產業聯盟自上世紀70年代末起，開始在一些經濟發達國家蓬勃發展。美國出臺了《標準開發組織促進法》等法律為聯盟標準的發展提供保障。美國還在2005年發布的《標準化戰略》中明確，以聯盟和論壇形式為代表的靈活性標準解決方案是全球標準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上世紀70年代，日本政府支持富士通、日立、三菱機電、日本電氣和東芝5家半導體公司組成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研發合作產業聯盟（VLSIconsortium），幫助日本企業在1980年實現技術趕超。上世紀80年代末，韓國建立了由三星、LG及政府研究機構等組成的CDMA技術發展戰略聯盟，進而使韓國由電信技術落后國家迅速成為移動通信技術領先者。國際上，隨著企業聯盟標準化需求的迅猛發展，傳統的標準化組織也在積極采取措施推動企業聯盟標準的應用。國際電工委員會（IEC）、歐洲標準化協會、英國標準學會、美國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相繼設立了聯盟標準服務和支持機構。

2.1 國內實踐

國內有不少的行業協會、學會借鑒工業發達國家技術標準管理通行模式，自主制定和發布了一批團體標準或協（學）會標準。如：中國標準化協會發布100多項CAS標準，中國工程建設標準化協會發布320余項設計、施工、檢測等方面的CECS工程建設標準。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發布了《基于祖沖之算法的LTE終端和網絡設備安全技術要求》、《寬帶速率測試方法用戶上網體驗》等協會標準。全國工商聯汽車摩托車配件用品業商會發布了《汽車地毯的技術要求》、《汽車裝飾用化纖制品》等協會標準。

我國產業發展中，形成了一批以龍頭企業為核心的產業聯盟，為了加強行業自律和產業鏈整合，其制定的行業規則、技術文件在聯盟內共同執行，即成為聯盟標準，或是填補國家、行業標準空白，或是約定執行更加嚴格的標準。聯盟標準的制定主要發起于制造業、傳統產業和信息技術產業。自1998年廣東省中山市10多家企業聯合發起制定《紅木家具》聯盟標準以來，浙江、山東、湖北、廣東、上海等省市相繼在燃氣熱水器、掛鎖、紗線針織勞保手套、復混（合）肥料、電壓力鍋、空氣凈化器領域制定實施聯盟標準，共同營造和優化產業發展環境。信息技術產業方面：2002年，大唐電信、南方高科等８家通信企業發起成立TD-SCDMA產業聯盟，提出TD-SCDMA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成為國際電信聯盟（ITU）批準的3個3G標準之一；2003年，聯想、TCL、海信等成立以3G產業融合為目標的“閃聯”企業標準聯盟，研制出的“閃聯”標準上升為行業標準、國際標準；2011年，上海成立車聯網與車載信息服務產業聯盟，制定了上海市地方標準《公共汽（電）車車輛身份電子標簽技術要求》，通過物聯網技術實現了“一車一碼”，為實現城市智能交通系統提供了技術支撐。

2.2 推進趨勢

我國目前由社會團體主導制定的標準很少，積極培育發展按市場機制運行的社會團體標準，可有效增加標準制定供給，更好地發揮標準在宏觀調控、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基礎作用和引領作用。目前，標準化及相關行業主管部門、行業協會、地方政府等都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動社會團體標準的發展。

（1）國家層面

2014年3月召開的全國標準化工作會議提出：要逐步減少政府標準的層級和規模，凡依靠社會組織和市場機制能夠有效供給標準的領域，政府標準要逐步退出、大幅“瘦身”，同時培育發展按市場機制運行的社會團體標準。

2014年4月，國務院印發的《貫徹實施質量發展綱要2014行動計劃》提出：加強強制性標準管理，優化政府推薦性標準體系，培育發展社會團體標準。

2014年6月，國家標準委、商務部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商貿物流標準化工作的意見》提出：逐步形成國家、行業、地方、社會團體和企業標準間層次分明，強制性標準、推薦性標準協調配套，與國際標準接軌，覆蓋商貿物流全過程和各環節的標準體系。

2014年7月，中國認證認可協會對制定的22項食品安全管理體系認證技術規范首次以社會團體標準的形式進行了發布。

2014年10月，國家標準委召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專題研究推進社會團體標準試點工作，就社會團體標準試點的目標任務、政策、配套措施及與專利、版權等相關法律問題進行了研究。

（2）地方層面

吉林省質監局發布的《2014年全省標準化工作要點》提出：探索推進聯合會、學協會、產業聯盟等按照市場需要制定社會團體標準。研究制定社會團體標準管理辦法和良好行為規范。

2014年11月，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發布了《關于加強深圳經濟特區標準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鼓勵社會團體和產業聯盟，以國際一流、行業最高為標桿，制定發布社會團體標準和產業聯盟標準，建立行業先進標準體系，以高標準引領行業高質量發展，提升行業整體競爭力。

2014年，上海市質監局提出：大膽改革創新培育發展社會團體標準新模式、新途徑，在全市逐步建立起社會團體標準自我聲明公開登記新制度。全國動漫游戲產業標委會制定的《室內游戲游藝經營服務規范》、上海市化學建材行業協會制定的《兒童水性內墻涂料》、市眼鏡行業協會制定的《眼鏡驗配企業技術質量要求》、市信息服務業行業協會制定的《數字化營銷服務》相關規范以及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制定的《上海青工系統卓越團組織評價準則》等10項社會團體標準，率先成為上海試點社會團體標準自我聲明公開登記制度的首批登記標準。首批社會團體標準受到企業的廣泛響應，包括上汽集團、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立邦、多樂士、巴黎三城、吳良材等著名企業在內的120多家企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率先向社會聲明承諾貫標。

3.1 服務型政府構建的必然趨勢

多年來我國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及地方標準制修訂時間慢、標齡長、標準不齊全等頑癥還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某些行業內缺乏相關統一的標準，導致了在技術引領、質量保證等方面出現了不利于產業發展的無序競爭趨勢，因此急需尋找一種適應性強的標準化管理機制。推進社會團體標準的培育發展，把可由市場機制產出的標準交由市場決定，既可避免制定出的標準與市場需求脫節，又可加快標準制定速度、增加標準有效供給。政府可把更多精力放在保障安全、健康和保護環境范圍的強制性標準，及市場不愿、不宜、不能提供的基礎性標準上。因此，發展社會團體標準有助于改進標準管理體制的弊端，是轉變政府職能、構建服務型政府的有效途徑。

3.2 行業規范發展的自律工具

社會團體標準的制定主體是在專業領域具有影響力并具備相應的標準化能力的產業聯盟、學協會等專業組織。社會團體標準在規范行業發展和競爭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可優化產業鏈、增強行業競爭力、扶優治劣、做大做強產業，引導行業良性發展。如：中國工程建設標準化協會（CECS）在協會標準制定上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官、社廣泛參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制定效率高。所制定的工程建設標準為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實施起到了拾遺補缺和有效拓展的作用，成為國家工程建設行業重要的標準技術支撐。例如：CECS 182《智能建筑工程檢測規程》作為國家標準GB 50339《智能建筑工程質量驗收規范》的配套標準，為智能建筑的質量控制提供了檢測依據。

4.1 社會團體標準的法律地位

現行《標準化法》規定我國標準有國家、行業、地方和企業四級標準，社會團體標準、聯盟標準、協會標準從未在法律法規中出現，還沒有明確的法律定位。我國的國家、行業和地方標準均由政府主導制定，而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由社會團體主導制定的標準因為定位不明，無法充分發揮社會和市場的作用，制約了標準的有效供給。鑒于此，建議首先在市場化程度高、技術創新活躍的領域，依托運行比較成熟、標準化工作經驗豐富的社團組織積極穩妥推進社會團體標準化工作，充分發揮社會團體標準在支撐行業管理和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為在《標準化法》修訂時明確社會團體標準的法律地位奠定基礎。

4.2 社會團體標準的多元化發展方式

我國一直鼓勵聯盟標準服務于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創新需求，以形成產業核心競爭力為目標，運用市場機制集聚創新資源，實現產、學、研組織在戰略層面有效結合。標準聯盟采用了多元化的發展方式，例如：大唐電信等發起TD-SCDMA聯盟推行了“標準化、產品開發、市場推廣、專項試驗”等系列工作機制；由聯想等發起成立的“閃聯”采用了產業鏈條聯盟模式，創造出“閃聯協會→閃聯標準→工程中心”（或者稱之謂“制造→創造→標準”）內部運行模式和標準創新體系，創造了“閃聯模式”；上海車聯網與車載信息服務產業聯盟采取了“科技、標準、產業”三位一體的聯盟產業發展路徑。服務業領域，行業協會積極參加社會團體標準的制定并推動標準的實施。例如：上海市人才服務行業協會、上海市眼鏡行業協會等10余家社會組織承擔制定了《人力資源派遣服務規范》、《驗光配鏡技術服務規范》等20余項地方標準，在標準制定和實施中充分發揮了行業協會的“組織、服務、協調”的職能，借助標準手段，有效規范了行業的發展。

5.1 政府引導

政府部門在社會團體標準發展過程中應起引導和協調的作用。政府部門應出臺社會團體標準發展指導意見，就社會團體標準的制修訂、登記備案等方面做出規定；研究建立社會團體標準化良好行為規范，探索通過第三方評價和采信機制，加強對社會團體標準化活動的引導；采取社會團體標準化試點示范措施推進社會團體標準化工作；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鼓勵企業參與制定和采信實施社會團體標準。

5.2 社會團體主導

行業協會等社會團體是政府、企業及相關技術機構之間進行溝通和聯系的重要紐帶，既可向企業傳達政府的政策，也可向政府表達企業的訴求；既可協調各相關企業之間的關系和利益，又可組織科研院所、檢測機構、企業等共同開展工作。因此，行業協會等社會團體是組織制定社會團體標準的核心力量，是社會團體標準的責任主體，應在社會團體標準的制定實施中發揮主導作用。

5.3 技術組織支撐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與檢測機構具有試驗設備先進、檢測資源豐富、熟悉產品和掌握整個行業發展動向等優勢，應積極參加到社會團體標準的制定中來，以確保制定出技術指標先進、操作性強的社會團體標準。標準化技術機構還應嚴格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及強制性標準的要求把好社會團體標準的質量關，為企業提供技術標準咨詢服務。